严奇岩教授解读清水江流域生态密码的钥匙

6月15日，孔学堂“贵州(guìzhōu)历史文化(wénhuà)”专题系列讲座（十九）在明德厅开讲(kāijiǎng)。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yǔ)政治学院二级教授、贵州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严奇岩作《林业(línyè)碑刻：解读清水江流域生态密码的钥匙》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叶成勇教授主持。 清水江流域的人工林经营特色鲜明，其木材贸易(màoyì)持续数百年的繁荣(fánróng)，而生态环境基本保持良性循环，真正做到(zuòdào)林地资源的开发与生态保护“两不误”。该地所遗留的林业碑刻成为(wèi)我们研究民族(mínzú)生态文化的典型“剖面”，以此个案进行研究，为当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并行提供借鉴意义。 “环境认知”：清水江(qīngshuǐjiāng)流域生态保护的动力 “环境认知”包括精神方面(fāngmiàn)的(de)认知与物质方面的认知两方面。精神方面的认知包括神树崇拜和风水信仰等内容，构建出自然崇拜以及祖先崇拜(zǔxiānchóngbài)的民间信仰体系，物质方面则涉及到对林业价值的认知。 严奇岩教授以(yǐ)锦屏县河口乡瑶光村光绪五年（1879年）《合村保障碑》为例，从碑文内容解读倒插古枫树的来历神奇、树形奇特、树神显灵等内容，揭示该地树神崇拜(chóngbài)的由来与具体内涵。此外，清水江流域还有请鬼师判定“神树”，以子孙认“神树”为干爹的习俗。经鬼师判定的风水树，也不能砍伐(kǎnfá)、移栽，以此将神树从信仰(xìnyǎng)层面与村落(cūnluò)兴衰、村民(cūnmín)子孙后代的成长建立密切联系。 风水林碑所反映的风水信仰是清水江流域各民族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nèiróng)，也是当地生态保护的理论(lǐlùn)基础。风水林碑是苗族村寨护蓄后龙山(lóngshān)林木的禁碑，主要内容涉及后龙山的封禁范围、蓄禁树木、严禁砍伐等方面。林业价值则涉及到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买卖，种植(zhòngzhí)杉树(shānshù)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类碑刻中多次强调种植和保护杉木的重要性。 “护林机制”：清水江流域生态保护(bǎohù)的制度保障 严奇岩教授从林业碑刻的立碑主体出发，指出立碑的主体实为护林(hùlín)的主体。其中(qízhōng)，民立林业碑最为(zuìwèi)常见，多为集体商议而立，体现(tǐxiàn)出民间自治和自觉的管理制度，说明乡村护林机制是以乡民自治为主，官民合禁或官禁为辅。 山林权属界碑和育林护林碑都用“四至(sìzhì)”所到的河坎、山岭(shānlǐng)、水冲、道路等自然地形作为封禁范围(fànwéi)的参考物，来划定山林保护范围，明晰禁封区域。在该范围内，立(lì)“永垂不朽”“永禁碑记”“万古流传”等碑以示“永远”之意，表明(biǎomíng)与破坏林业秩序的行为做“持久战”的决心。 除明晰保护范围(fànwéi)外，还要确立禁护的对象与内容。禁护对象涉及(jí)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各方面(fāngmiàn)，包括(bāokuò)风水林、用材林、经济林、水塘、江河及农田水利设施等。以维护林业(línyè)生产秩序和环境、林业运输与贸易秩序等方面设立禁护内容与奖惩制度，体现出民间权威、宗教权威和政府权威等三种力量并行，达到民治、神治(shénzhì)和官治的统一，有效实现了育林护林的效果。 “人工营林”：清水江流域生态维护的持久(chíjiǔ)实践 人工营林包括用材林、风水林、水源林等内容。其中风水林的(de)培育主要是后龙山(lóngshān)风水林，主要包括捐资买地造林、规定定期造林任务、选择适生(shìshēng)的杂木树种造林等方式。 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bēikè)从条款的(de)制定、石碑的树立到条款的执行都是(shì)民众自我宣传、自我教育的过程，即碑刻条款从酝酿到制定，由公布到实施，始终贯彻生态教育功能，具体(jùtǐ)体现在“公议(gōngyì)”“公立”“公罚”等方面。“公议”表明立碑(lìbēi)过程的公共性，广大民众参与立碑的仪式和过程就是接受生态教育的过程。碑刻的“公立”一般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以此加深人们的记忆，强化(qiánghuà)林业碑刻的效力基础，成为构建乡民历史记忆、凝聚村落认同意识的凭证。“公罚”行为(xíngwéi)体现了(le)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与监督，说明生态保护的集体性和公益性，体现出在禁碑面前人人平等的赏罚理念，具有极强的生态教育意义。 本次讲座从碑刻(bēikè)这一物质实体出发，指出清水江流域是(shì)生态(shēngtài)文明建设的典范，在贵州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过程中，要深度挖掘和传承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生态智慧(zhìhuì)，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